艾米：评张艺谋新片《山楂树之恋》——篡改篇（2）

二、文革

张艺谋在影片开拍前曾经说过，他会尽量淡化文革因素。影片上映后，有人批评他的影片缺乏对文革有力度的表现，他再次声明他是有意淡化时代背景的。

但对文革稍有知识的人，看了电影就会发现张艺谋在影片里并没有“淡化”文革，而是“强化”了文革，甚至“美化”了文革。

下面我就举例加以说明。

1、 强化文革

（1）      周冬雨一行下乡采访时，坐在汽车上，一路唱着歌。这显然是很文革的做法，如果汽车里坐的全都是学生，似乎还可以理解，但车里除了十来个师生，其他都是一般乘客，居然也一路高歌地乘车，比文革还文革。

（2）      周冬雨到大妈家后，大妈指着照片向她介绍家里人，我们看见长芳的照片，赫然一红卫兵打扮，军装军帽，手拿“红宝书”，做忠于革命状。

（3）      周冬雨等人排练节目，穿的是文革初期流行的军装，唱的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跳的是类似“忠字舞”的舞蹈。

（4）      片中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比如奚美娟，李主任等，这也给影片抹上了很浓的文革色彩。

（5）      片中人物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不仅是私下开玩笑用，与人交往时也用毛主席语录开道，比如周冬雨叫李主任给她零工做的时候，引用毛主席“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语录；摄影师给男主女主照相时引用毛主席题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而窦骁更是“语录不离口”，用得上用不上都要用，实在不行编都要编一句出来。

以上这些都是原著中没有的，因为原著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后期，而上面这些场景都是文革早期才有的特征。编剧和导演加上这些因素，不仅篡改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还强化了文革因素。但这种强化，只是文革早期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深层问题，所以只能算“表现文革”，不能算“揭露文革”。

2、 美化文革

（1）      编写教材

小说《山楂树之恋》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74年，即文革后期。1973年4月，被作为“党内第二大走资派”打倒了好几年的邓小平复出，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虽然他向毛主席保证过“永不翻案”，但他上台后就逐渐开始搞“资本主义”一套，即重视经济建设，重视课堂教学等。结果他在75年底再次被打倒，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而从他复出到再次垮台的这段历史被称为“回潮”。

小说中静秋一行到西村坪采写村史编教材，就是“回潮”的结果，学校重又开始重视课堂教学，才会派人到农村采访，编写教材。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当中，成绩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点，在那之前，成绩好的人是被当成“只专不红”的反面典型的，静秋这样的人不会受到重用。

但张艺谋的影片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提到了“70年代初”，也就是70到72年左右，还把学生编教材改成学生收集资料帮助老师编教材，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文革中期也挺重视课堂教学，还派学生收集材料供老师编教材，挺创新挺不错的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影片要在时间上做这番改动，唯一的解释就是张艺谋可能是70年代初下乡的，而他拍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他那段岁月，所以他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前提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影片中那么多上山下乡的镜头，虽然那些镜头与本片故事没什么关系。

但影片改动了时间，却没对有关情节做相应改动，实质上起到了美化文革的作用。

（2）      批斗

原著中的批斗，包括对不同人的批斗，有受家庭问题牵连的静秋母亲，有为了孩子脱离革命事业因此被当成“叛徒”批斗的朱佳静，有被当成“走资派”揪出来的老三父亲，还有虽然嫁了革命军人但仍然因出身资本家家庭而被批斗的老三母亲。

这些人代表了不同类型的批斗对象，足见文革批斗范围之广泛。

但到了电影里，批斗对象全部变成了“走资派”。周冬雨的妈妈是走资派，窦骁的妈妈是走资派，从窦骁的爸爸后来恢复工作来看，他的爸爸也是走资派。

为什么要把这些批斗对象的身份全都改成走资派，我就不懂了。但这样一改，就把文革期间的批斗改了模样，窦骁的妈妈被设计成无缘无故的自杀，没介绍批斗的残酷，她就自杀了，还特地给她设计了一个自我否定式的自杀方式：平时最爱美，临死还梳头洗脸，但偏偏选择跳楼，结果把脸都摔烂了。

这爱的是什么美？

这个情节的设计没有揭示文革批斗的残酷，却让人觉得窦骁的妈妈脑子有问题，爱臭美，想不开。

窦骁对母亲之死的评价是：这就是宿命吧。

一句话就干净彻底地撇清了文革的责任：我妈的死，不关文革什么事哈，是她命中注定。考虑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句话甚至有“上辈子做了孽，这辈子来还债”的因果报应色彩。

窦骁说这话时还莞尔一笑，说明他并不惋惜母亲的去世，如果这不是为了表明窦骁无情，那就只能是为了表明他的妈妈死得活该了。

奚美娟也被设计成走资派，而且是个正在被监督劳动的走资派。但这个人物被设计得令人反感，她对那些管制她的人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但一回到家里，马上拿出老巫婆的威风，对家里几个孩子冷漠无情地绷着脸，孩子拿核桃她吃，送水她喝药，建议她别吃太多止痛药，都是关心照顾她，但她一直绷着脸，像谁欠了她几千大洋似的。

把奚美娟所有的恶行加起来，你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她挨斗活该。

这就是“淡化”文革？

这叫美化文革！

（3）      贫穷

文革期间，国人的生活是很贫穷的，那时什么都是计划供应，吃粮靠计划，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二十多斤粮，高中女生每月三十斤，男生三十一斤。买布要布票，每人每年一丈五，只够做一套衣裤，身材高的还一套都不够；白糖连计划都没有，基本买不到；猪肉每人每月半斤计划，鸡蛋要望眼欲穿之后才能看见一家半斤的计划；很多时候连蔬菜都要凭票供应，还得逢年过节才供应三斤白菜之类。

70年代初期比70年代中期更穷，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大家都搞革命，搞大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静秋家因为爸爸被赶下乡劳动改造，哥哥下在一个收成不好的农村，还有一个奶奶要供养，而她家只有母亲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所以比一般人更贫穷一些，她家没家具，只有旧课桌椅做成的家具，住的房子也很差，屋子里经常有糠壳灰飘进来。她本人和家人也没什么衣服穿，粮食不够吃，不得不吃本来是用于喂猪的碎米。

但我们从影片中却看不到这种贫穷景象，刚好相反，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师生们乘坐的长途车崭新漂亮，造型现代；周冬雨家住房宽敞豁亮，家具齐全，墙上还挂着山水画仕女图之类，兄弟姐妹穿着时髦；医院洁白高雅，病房明朗宽敞，病人穿统一病员服装；运动员练球时都着装整齐，训练条件相当不错。

这些不用说都是美化文革。

（4）      留校

原著中静秋的父亲是从外地一个学校被赶回家乡劳动改造的，也就是说，K市八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这样她可以少点压力。而她母亲虽然曾经挨过批斗，但到本故事发生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回到了人民一边，恢复了教书工作。

但在影片里，周冬雨的父亲被设计成在外地劳动改造的右派，而且人尽皆知，魏红就公开询问她父亲的近况，而周冬雨也毫不掩饰地说好久没音信了，这给人的感觉是右派在文革中待遇挺好的，没给家庭和子女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奚美娟还特意提起丈夫的问题也快解决了，显得党的政策十分宽松，十分人性化。

有网友指出，反右应该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如果那时奚美娟的丈夫就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外地劳动去了，那么她家的两个小孩子是怎么来的呢？不用说，又体现出党的政策的宽大，如果不是经常放奚美娟的右派丈夫回来与她团聚，就是根本没送到外地去劳动改造。

而奚美娟在丈夫被打成右派后的这些年里，没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却仍然能够当上学校领导，也体现出党的政策宽大，没因为她丈夫的问题影响她。

这些都只能是影片的美化结果，因为那个年代是很讲究“划清界限”的，你的丈夫是右派已经够严重的了，如果你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保持着婚姻关系，“组织”就不会信任你，更不会让你当学校领导。要知道，学校可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一个跟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人，怎么可以当学校领导？

影片还将奚美娟安排成正在接受监督劳动的走资派，这不仅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很难解释周冬雨怎么能留校。大概张艺谋虽然出身反革命家庭，仍然被招工回城了，所以很感谢党的政策，特意给周冬雨安排了两个劳动改造的父母，还让她留了校，以此体现党的政策宽大英明。

从报上披露的信息来看，张艺谋也只是父亲有问题，家庭其他成员并没问题，而且父亲是国民党军人，那就是解放前的事了，并非“现行”，如果某家工厂不看他的成分，重在他的政治表现，把他招工回城，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像周冬雨这样两个“现行”的父母，母亲又在同一个学校，并且正被监督劳动，她还能得到留校（而不是顶职）的机会，可见文革是多么慈善的一个运动啊。

（5）      个人隐私

中国社会一向不尊重个人权利，只尊重皇上的权利，或者“集体”的权利，而“集体”的定义则掌握在当权者手里，他们说“集体利益”是什么，“集体利益”就是什么，普通人就得尊重，就得服从。

如果中国文化里有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的传统，文革就根本开展不起来。哪怕有人要发动文革，哪怕有人煽动你起来批斗谁谁谁，你都会意识到那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做法，你就不会那么踊跃地冲上去批判人家，更不会跑到别人家里去抄家，去没收人家财产。

文革年代的可怕，就在于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今天党说打倒这个，群众就蜂拥而上去打倒这个；明天党说打倒那个，群众就蜂拥而上去打倒那个。为了向党表忠心，甚至都不用党来发号召，群众自己就会揣摩党的意思，把那些党想打倒的给打倒了。

搞革命不怕“左”，只怕“右”，你多打倒几个没什么，顶多说你“搞过火”了，但搞过火总比搞不足要好，比不搞就更好，所以历次“运动”，没有哪次不是“搞过火”的，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有时叫“扩大化”，有时叫“极左”，有时叫“误会”，但代价都一样：千百万人头落地，千百万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千百万人的亲朋受到牵连。

这一点在小说《山楂树之恋》里已有揭露，比如静秋的妈妈，就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在文革中被揪斗，而静秋的哥哥又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不能招工回城，考上了海政文工团却过不了政审这一关。

文革期间不尊重个人权利还表现在个人的一切都处于“群众”和“组织”的监视之下，谁都可以过问你的私事，不仅过问，还可以打你的小报告，让你每时每刻都像剥光了衣服一样胆战心惊，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你会绝望地发现天地之大，却没有你的藏身之地。

文革是个以“敌友”决定正误、甚至决定命运的年代。同样一句话，出身好的人和出身不好的人说出来就会有不同的下场。出身好的人说错了话，是水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但出身不好的人说错了话，那就是路线问题，是敌我矛盾，就可能毁了一生。

小说从一开始就有这方面的描写，张村长可以大张旗鼓地宣扬违反科学知识的谬论：“山楂花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但静秋却不敢随随便便就这样写下来，因为她出身不好，张村长说了没事，她写出来就可能是大事。

大妈对静秋说“地主命好，又会当家，才积下那些田”。大妈是贫下中农，是最革命的人，这话就算被人听见也顶多批评她觉悟不高。但如果静秋说这样的话，那就不同了，作为地主的女儿，她这样说就是替地主阶级翻案，就是反革命行为，就可以批斗她，甚至抓她判刑坐牢，所以静秋以为大妈故意考验她，吓得不敢做声。

小说中还有一个因为写毛主席语录漏掉两个字被逮捕的学生，他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而他出身不好，这就不是简单的漏掉两个字的问题了，就成了“反标”——反动标语，成了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所以把他抓走了。

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不仅表现在政治问题上，也表现在个人私事、尤其是那时称为“作风问题”的男女关系上，更是人们特爱打听和监视的事情。

静秋的一个男同学写封“情书”给她，放在她家门前的课桌上，结果被她的班主任严昶发现，私自拿走了“情书”不说，还以此恐吓她，并拿到她妈妈面前去讨功。她班上有人谈恋爱，被班主任抓住，写材料报学校惩罚该学生；那些未婚先孕的女孩子，更是被整的脸面全无，身心受到巨大伤害；静秋的哥哥与自己的女朋友约会，学校值班人员可以闯进去抓人；连静秋的顶职，都有人不断向学校领导打小报告，想要把这事整黄。

但在张艺谋的影片中，这种人人都可以干涉他人活法的现象没有了，“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更是没有了，变成了政治问题上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作风问题上则是极为宽松的恋爱环境，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支持窦骁与周冬雨恋爱。

那位向窦骁周冬雨提供饭食的中年妇女很体贴地避出房间，还替两人关好门；

周冬雨的弟弟妹妹都极为老练地把房间留给姐姐和男朋友幽会；

窦周二人午休期间在水塘里戏水，在塘边半裸酣睡，都没受到窥视和干扰，更没有联防队员来“捉奸”；

连一向谨慎的奚美娟都很体贴地抱歉说“地方太小，我就不回避了”，还在大白天带着三个孩子站在门前给窦骁送行；

窦周二人大大方方到照相馆照合影，摄影师不仅不怀疑不报案，还极力怂恿两人靠近点；

窦周二人借住在高护士的房间里，隔壁左右都是住家户，也没见谁伸出头来望望，更没见谁上门来借个拖把要棵蒜什么的；

窦骁把两人的合影高挂在屋顶，没引起任何人好奇，更没传到周冬雨学校去，影响她工作和转正。

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样鼓励性的恋爱氛围，怎能叫人不向往？难怪有人看了电影都迫切希望活在文革年代，到那里去寻找一个官二代，谈一场“纯爱”。

如果说张艺谋是个70后80后什么的，这样处理还可以理解为他不懂那段历史。但他明明是50后，自己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怎么会忘记那种人人自危的氛围，把文革美化到这个程度，真是不可思议！